四月的风裹着槐花香气钻进巷口时，陈秀芳正在缝纫机前改一条学生裤。机轮转动的咔嗒声里，她忽然听见院门外传来女儿英子的脚步声，比平日重了些，像是鞋跟踩碎了满地阳光。
“妈，你看张莉莉的新书包。”十五岁的英子把帆布书包往桌上一甩，拉链头磕在玻璃台灯罩上，发出清脆的响。墨蓝布料上绣着歪歪扭扭的蒲公英，是秀芳去年照着百货大楼的样子给她绣的。此刻英子正举着同学的玫红色双肩包，金属挂饰在春日里晃出细碎的光斑。
秀芳的手在缝纫机上顿了顿，顶针蹭过泛着毛边的裤脚。她看见女儿腕骨处新晒出的浅褐色，想起上周帮纺织厂职工改工装时，那些十八九岁的姑娘们总盯着她的手看——掌心的老茧比她们的口红印还要深。
“百货大楼卖二十八块呢。”英子的声音像浸了蜜的丝线，绕着秀芳的耳根打转。缝纫机的梭心突然卡住，棉线在裤腰处打了个死结。秀芳摘下老花镜，用指甲慢慢挑线头：“你爸修自行车攒三个月工资，才够买半匹的确良布。”
巷子里传来收废品的吆喝声，铁皮车轱辘碾过青石板，惊飞了墙头上的麻雀。秀芳想起自己十六岁那年，跟着舅舅在县城学裁缝，睡的木板床缝里还塞着没撕干净的旧报纸，油墨味混着缝纫机的机油味，成了她对青春最清晰的记忆。那时她总盯着橱窗里的上海牌手表，直到有天看见师傅的妻子攥着药单掉眼泪，才知道机械表的滴答声里，藏着比时光更沉重的东西。
“王阿姨说，莉莉她爸在糖厂当科长。”英子的脚尖蹭着水泥地，磨出沙沙的响。秀芳终于挑开了线头，手指被棉线勒出红痕：“你还记得去年冬天吗？你发烧到三十九度，你爸背着你跑了三条街，裤脚都被雪水浸透了。”她忽然想起缝纫机抽屉里还收着英子幼儿园的手工作业，用旧挂历折的千纸鹤，翅膀上歪歪扭扭写着“祝妈妈永远年轻”。
暮色漫进窗户时，巷口传来自行车的丁零声。陈建国推着二八杠拐进院子，车后座绑着给五金厂修的轴承，机油蹭在蓝布工作服上，像朵开败的墨色牡丹。英子立刻闭上嘴，蹲下身帮父亲卸工具包，金属零件碰撞的声响里，秀芳看见女儿手腕上的红绳手链——那是用她改衣服剩下的边角料编的，此刻正随着动作晃出细碎的影子。
晚饭是红薯粥配腌萝卜，建国夹了块腌得发黄的萝卜放进英子碗里：“隔壁赵叔家的闺女，考上纺织厂了。”蒸汽模糊了秀芳的眼镜，她听见英子用勺子戳着碗沿：“纺织厂有什么好，张莉莉说她表姐在商场当售货员，每月能拿奖金买雪花膏。”
建国的筷子停在半空，粥面上的涟漪慢慢平复。他说起自己十二岁那年，跟着父亲在码头扛麻袋，看见穿白衬衫的大学生从渡轮上下来，皮鞋踩在木板上噔噔作响。“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些大学生里，有的连双像样的鞋垫都没有。”他的声音像浸了水的棉花，软塌塌的却带着重量，“人跟人比起来，就像巷口那几棵槐树，有的开得早，有的生得歪，可最后都得扎根在这土地里。”
月光爬上缝纫机时，秀芳还在给隔壁李奶奶改棉袄。机轮的咔嗒声中，她想起去年秋天，英子把月考卷藏在缝纫机抽屉里，分数那栏用红笔描了又描。后来她在卷角看见女儿写的小字：“要是我考第一，妈妈就能买新顶针了。”此刻抽屉里的顶针正在月光下泛着微光，边缘的凹痕里还卡着几根棉线，那是她用了十年的老物件。
周末清晨，秀芳带着英子去纺织厂送改好的工装。车间里机器轰鸣，女工们的蓝头巾在飞旋的纱线中上下翻飞。莉莉的妈妈王姐正坐在质检台前，指甲上的红寇丹格外刺眼：“英子长得真像你，就是这衣服——”她指尖划过英子袖口的补丁，“现在谁家孩子还穿打补丁的衣裳？”
秀芳看见英子的耳尖慢慢红了，像朵初开的月季花。她忽然想起自己结婚时，用陪嫁的被面给建国改了件衬衫，领口处绣着并蒂莲，针脚歪歪扭扭的，却被建国穿了整整三年。“补丁是衣裳的记号，就像人活在世上，总得留下点实实在在的东西。”她摸了摸英子的发辫，辫梢还沾着昨晚帮她扎头发时蹭的白棉线，“王姐你看，这袖口的补丁用的是府绸布，比原来的工装布还耐磨呢。”
中午回家的路上，英子忽然指着路边的宣传栏：“妈，你看那个征文比赛。”红纸黑字的通知贴在斑驳的墙面上，阳光穿过梧桐叶，在“我的理想”几个字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秀芳看见英子的眼睛亮起来，像缝纫机上的镍制零件在发光——那是她第一次在女儿眼里看见不属于攀比的光。
那天傍晚，英子趴在缝纫机上写作文，稿纸被台灯照得透亮。秀芳踩着机轮给她改校服裤脚，听着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，忽然想起自己年轻时藏在顶针盒里的诗稿，那些关于布帛与光阴的句子，最终都缝进了别人的衣襟。“妈妈，你说人的理想，是不是像缝纫机的线？”英子忽然抬头，稿纸上的字迹还带着少年的青涩，“有的线细，有的线粗，但只要跟着梭心走，总能织出好看的花纹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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