暮春的雨总带着些黏腻，檐角铜铃在风里碎成细细的清响。阿绣攥着半幅未绣完的鸳鸯肚兜，指尖被蚕丝硌得发疼，忽然听见楼下青石板路上传来卖杏花的梆子声。她搁下绷架，木楼梯在脚下吱呀作响，栏杆上还留着去年春天阿爹刷的桐油味——那时他总说等杏子黄透了，要带她去后山看云。
巷口的老槐树正飘着细白的花，卖花担子旁蹲着个穿月白衫子的小娘子，鬓角簪着朵刚摘的玉兰。阿绣认得她是西街绸庄的新媳妇，上个月才坐着花轿从镇外嫁过来，这会儿正掰着手指跟卖花郎数铜板，腕上的银镯子叮当作响。“阿绣姐要朵花吗？”卖花郎见她站着发怔，忙递过支开得正好的杏花，“这枝杈头生得巧，像不像展翅的蝴蝶？”
她摇摇头，目光却忍不住落在小娘子腕间的镯子上。那是对并蒂莲的纹样，和她压在妆匣底的一对极像。去年惊蛰，阿远蹲在她绣架前描花样，笔尖蘸着青金石磨的颜料，说等攒够了银钱，就去镇口的银匠铺打对镯子，“要刻上你的绣样，比绸庄里卖的都好看。”可如今青金石的颜料早干了，装颜料的青瓷碗还搁在窗台，碗沿磕掉的小角被她用金粉细细描过。
回到小楼时，日头已偏了西。阿绣摸了摸灶台上的瓦罐，温着的红豆粥还烫手。她舀了半碗，忽然听见前街传来喧闹声，夹杂着骡车碾过石板路的辚辚声。心跳猛地快了几分，端着碗的手不自觉发抖——自从三个月前驿卒送来那封盖着朱砂印的信，这样的错觉便时常出现。信上只有寥寥数语：“边疆事紧，归期未定。”末尾的“阿远”二字，墨迹被水洇得有些模糊，像落了几滴泪在上面。
窗台上的胭脂花又开了。这是阿远临走前栽的，说这种花傍晚才开，像极了她总在黄昏时泛红的脸颊。那时他蹲在青砖缝里松土，额角的汗滴在砖面上，洇出深色的圆点。“等我回来，咱们把院子里全种上胭脂花，”他忽然抬头笑，阳光从槐树叶间漏下来，在他军绿色的衣襟上洒了片碎金，“你穿月白的衫子站在花影里，肯定比画儿还好看。”
暮色漫进窗棂时，阿绣又摸出那方绣了一半的帕子。帕角绣着半枝玉兰，是照着镇口老树上的花描的，花瓣边缘却总差那么几分灵动。她记得阿远曾说，她绣的花像活的，连蝴蝶都辨不出真假。可现在每一针下去，丝线都在绢面上打颤，总把花蕊绣得歪歪斜斜。忽然有凉风吹来，帕子上的玉兰被吹得折了枝，她慌忙去捉，却看见月光已经漫过了雕花栏杆。
更声敲过三更时，阿绣听见屋顶传来瓦砾滚动的轻响。是那只总在檐角蹲守的狸花猫吗？她披了件夹袄走到廊下，却见青石板上落着片残破的纸页，边角还带着焦黑的痕迹。捡起来细看，竟像是从信上撕下来的，墨色里隐约能辨出“烽火”“白骨”几个字。指尖猛地刺痛，纸页边缘的毛边划破了虎口，血珠滴在“归”字上，晕开小小的红团。
春末的雨说来就来。阿绣蹲在门槛上择韭菜，看见巷口的石板缝里冒出几簇蒲公英，绒毛被雨水打得东倒西歪。卖杏花的担子换成了卖艾草的，老槐树的白花谢尽，枝头已结出青豆似的小果。她数着房檐上的雨线，忽然想起阿远走的那天也是个雨天，他的青布包袱被雨水洇出深色的印子，像朵开败的墨梅。“别送了，”他在巷口转身，军靴踩在水洼里溅起水花，“等秋天桂花开了，我准保能回来。”
可桂花谢了三回，后山的银杏叶黄了又绿，镇口的驿马换了新蹄铁，阿远的信却越来越少。去年冬至那封，信纸薄得能透出指缝，字里行间全是边塞的风雪：“帐外积雪三尺，火塘里的炭总不够暖。”她连夜赶制了件絮着新棉的夹袄，托南下的商队捎带，却在半个月后收到退回的包袱——布帛上盖着朱红的官印，说边疆戒严，私人物品不得入内。
梅雨季来临时，阿绣开始跟着巷口的王阿婆学熬草药。潮湿的天气里，家家户户都在天井支起竹匾，晒着陈皮、茯苓和晒干的薄荷。她蹲在自家檐下，看黄芪在竹筛里投下细碎的影子，忽然听见隔壁张伯咳嗽着走过，手里攥着封牛皮纸信封。“张家小子从北平寄来的，”张伯笑着叹气，“说城里的电车跑得比骡车还快，可咱这把老骨头，怕是见不着喽。”
夜里她趴在绣架上打盹，梦见阿远穿着簇新的青布衫，手里捧着束胭脂花，正沿着青石板路朝她跑来。檐角的铜铃响得细碎，他的衣襟上沾着细碎的花瓣，可等她伸手去接，人却忽然化作了一团白雾。惊醒时，枕头上洇着片水痕，窗外的雨不知何时停了，月光正照着窗台上那盆胭脂花，蔫蔫的花瓣上凝着水珠，像落不下来的泪。
小满那天，镇上来了个货郎，担子上挂着串琉璃铃铛，走街串巷时叮当作响。阿绣听见声响下楼，看见货郎正跟卖艾草的老婆子讨价还价，腰间挂着个牛皮水袋，边缘磨得发亮。“姑娘可是要买些什么？”货郎见她盯着水袋发怔，忙解下来晃了晃，“这是从凉州带来的，皮子是驼队里的老匠人鞣的，结实得很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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